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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强化处置资源保障。中国目前有存款保险基金、保险保障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信托业保障基金，以及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均已有一定规模的积累。2015年中国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目前执行的50万元偿付限额能为99%以上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障，实行风险差别费率机制，奖优罚劣促进机构审慎经营，并被赋予金融风险早期的纠正职能。

况旭指出，在经济生活当中，有的以行业惯例为名肆意拒绝退订或者收取高额的违约金，个别演出订票平台的纠纷数量甚至位居全国所有企业前列。有的限定消费争议只能仲裁解决，排除了投诉、起诉等其他解决方式，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有的限定消费争议只能由经营者住所地法院管辖，排除了消费者选择合同履行地、侵权行为地起诉的权利，提高了消费者维权门槛。还有，“会员办卡容易退卡难”、“套餐升级容易降级难”、“账号注册容易注销难”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广大消费者强烈不满，应当及时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刘某堂为河南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公司是刘某堂为了实施侵权行为而专门设立的，公司成立后刘某堂作为实际控制人实施被诉侵权行为，既体现了河南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意志，也体现了刘某堂的个人意志，该公司已经成为刘某堂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工具；公司成立后受刘某堂实际控制主要从事侵权行为，构成以侵害品种权为业。刘某堂与河南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该公司还存在未取得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即生产经营玉米种子的情节；刘某堂还存在假冒其他公司名义，使用不存在的品种名称销售种子的行为，被判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可见其侵权行为情节恶劣。山东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张河南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刘某堂侵害“登海605”品种权种子的数量为5吨，并未明显超出已经查明的被诉侵权行为规模，根据在案证据可合理推定销售“登海605”的利润为每公斤27元，据此计算品种权人的实际损失为13.5万元；以此作为赔偿基数，支持品种权人关于三倍惩罚性赔偿的诉讼主张，并确定合理开支为6万元。遂改判全额支持山东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60万元的赔偿请求，刘某堂与河南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但这些权利的行使通常受到其他共有人的权利和利益的限制，尤其是比例还如此低的情况下，比如可能无法单独决定对房产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或出售。”王玉臣说。

本届广交会期间，广州地铁在推行常规多语种咨询服务的同时，还将重点在优化出行支付方面为外籍乘客推出全新便民举措，全方位做好外商友好服务。